中国语言文学顶级刊物《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于近日出版发行，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诗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孙基林教授撰写的《“叙事”还是“叙述”？——关于“诗歌叙述学”及相关话题》、杰出中青年学者张立群教授撰写的《彭燕郊的“衰年变法”》、青年教师马春光撰写的《加速时代的时间体验与诗学呈现——中国新诗中的“钟表”书写》等三篇文章分别在同期刊物不同栏目集中发表。
山东大学素有诗歌创作和诗学研究的传统优势与特色，无论是上世纪20至30年代闻一多、梁实秋等新月派诗人、理论家的现代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建设，还是50年代以“冯陆高萧”为代表的古典诗学研究，均为山东大学以“文史见长”的优良传统作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山大，以“云帆”诗社为中心，成了继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歌重要的发源地；其朦胧诗和第三代诗学研究，也形成了具有全国影响的理论建设特色。作为首席专家的孙基林教授，早年是“云帆”诗社主要成员和创办者之一，留校后一直致力于中国现当代诗学理论和批评研究，是第三代诗学理论和批评的代表性人物。近年来他积极倡导和推动诗歌叙述学研究，发表多篇相关研究领域重要论文，在诗歌批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此次撰写发表的论文《“叙事”还是“叙述”？——关于“诗歌叙述学”及相关话题》，对重新梳理与界定“诗歌叙述学”的定义、内涵，以及理解诗的本质与叙述的诗性均具有重要的创造性理论建构和开拓意义。在英语或法语语言系统中，“叙事/叙述”本为同一语词，“叙事学/叙述学”亦然；但译为汉语却出现了两组具有微妙差异的概念，并在学界引发较大争议。在他看来诗歌并不像小说那样追求讲出故事，即便叙事也往往采用反叙事的叙述方式；内容层面不仅有事，而且更多是物。依照现代观念，即便“叙事”也必然在叙述话语中呈现。所以“诗歌叙述学”的命名比“诗歌叙事学”更为确切，因为它更注重“叙述”而不是“叙事”；诗的本质不是抒情，也不是叙事，而在于诗性，诗歌叙述的目的自然也是诗性。此篇论文围绕叙事、叙述、诗歌叙述学、诗的本质、叙述的诗性等基本理论概念展开论述，具有系统性和奠基性价值，以此为标志，孙基林教授及其团队的诗歌叙述学研究，目前在国内乃至世界诗歌叙述学研究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
张立群教授史学和诗学功底深厚，多年致力于诗史发掘与相关个案研究，他此次撰写的《彭燕郊的“衰年变法”》探究了重返诗坛的彭燕郊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整合、超越的姿态在创作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但由于过早被文学史定位、受到命名的限制，其创作上新变和实绩并未获得充分认知。张立群教授结合近年来整理出版的相关文献，认为彭燕郊研究应以重审诗歌史上的相关命名为起点，以“衰年变法”为主线，兼及“中国式现代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散文诗的成就与贡献，作为解读彭燕郊晚年创作的重要进路。马春光助理研究员《加速时代的时间体验与诗学呈现——中国新诗中的“钟表”书写》一文，认为钟表将现代人的生活和心灵“格式化”为整齐划一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向前越发带来一种“封闭感”。现代诗人对“钟表”展开得多向度抒写，为我们认识特定时代生存中的时间图景与精神生态提供了“诗的见证”，同时也彰显了不同时代挣脱机械时间、寻求超越的精神动向。中国新诗围绕钟表所展开得丰富书写，不仅改变了中国诗歌的语言机制和诗性思维，而且加剧了现代人的时间焦虑，成为乡土中国与都市文明冲突的表征。“散发芳香的时钟”是现代诗人对钟表时间的诗意营造，同时暗含着对历史现实的反思和对生存远景的寄托。
山东大学诗学高等研究中心团队此次集中展现学术风采，以此为契机，将进一步高扬山大传统，立足于古典学术及其现代性的转化，以追求卓越为宗旨，力图在中国诗学、外国诗学、诗歌叙述学、交叉融合诗学等诸多新的领域展开高端性、前沿性研究，力争取得创造性突破，尤其在诗歌叙述学研究领域将不断拓荒前行，取得累累硕果，为打造中国诗学的“山大学派”作出应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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