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仁卿，山东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荣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黄河国家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学生态学科学术带头人，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他长期致力于暖温带植被生态基础和恢复研究，作为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专项等科研项目10余项，省部级重大项目20余项，发表sci论文100余篇，在中国暖温带植被分布、格局与动态、生物多样性、生态保护与恢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荣誉奖、中国植物学会突出贡献奖、国家和山东省教学成果奖及山东省教学名师等奖项。
实实在在服务国家，真真切切教书育人，在既做学者也做师者的数十年中，王仁卿坚持实践创新，为国家和山东省的生态保护作出了贡献。
谈及在今年获得中国植物学会突出贡献奖，王仁卿表示，他在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十分激动，“此次获奖既代表学会对我工作的认可，也是对我科研的肯定”。未来，他也将继续与学会同仁一道，心系绿水青山美丽中国蓝图，践行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
植物缘起偶然，生态情牵一生
1975年，王仁卿进入山东大学植物学专业（中草药方向）学习，开始了植物分类、植物生态、植物应用等研究，从此与植物结下不解之缘。
对于硕士阶段选择生态学的原因，王仁卿表示：“当时我就有自己的想法了。首先是我对生态学很感兴趣，因为是与大自然打交道，再者就是觉得搞生态未来对国家、对社会肯定是有用的。”1979年，王仁卿本科毕业不久，改革开放大幕初启，我国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足和国家需求已经显现出来，满怀着服务国家的理想和对生态学的满腔热情，以及对野外实践的浓厚兴趣，王仁卿坚定地选择了生态专业植物生态学方向，也成为全国首批生态学研究生。
为什么不同区域的植被差异如此大？为什么同一座山阴坡阳坡的植被明显不同？风力能否改变树枝和叶片的长势方向？植物为了应对不同环境的挑战，会不会像人类一样竞争、合作、适应、传承？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王仁卿表示，植物是生态的“代言人”，它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自然环境，也是“美丽中国”的具象化体现。比如在东北白山黑水的茂盛红松林间有东北虎，青藏高原上的高寒草原上有藏羚羊、野牦牛,辽阔的黄河三角洲的芦苇草地上有东方白鹳、白鹭等多种鸟类，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组建了一个个独特神秘的部落——生态系统，赋予一个地区生态极强的“地域色彩”。
王仁卿在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考察
作为王仁卿科研“根据地”的暖温带区域和“主要研究对象”的暖温带森林植被，其生态恰能体现暖温带区域落叶阔叶林为主、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明显的独特之处。基于此，他深耕暖温带植被生态研究，带领团队先后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植被图（1:100万）、华北植物群落资源清查、中国植被志编研（落叶栎林、温带针叶林）以及山东省生态系统现状总体评估、小清河生物多样性调查、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监测、崂山等多个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察等项目，并担任山东生态学会理事长、山东青岛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技术站长。在山东省第一个陆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崂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中，王仁卿团队承担着查明崂山生态系统类型及其物种的组成、数量特征、分布和受威胁状况等工作，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调查与编目，进行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状况评估、识别保护空缺，为今后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科学决策、规范有效管理提供依据和第一手资料，并提出保护对策与建议。目前该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处于资料分析、数据整理、成果总结阶段。
王仁卿（左一）在无棣贝壳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学生一起考察
“做生态，就要经常跑野外。跑野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有潜在危险。”在长达数十年的科研中，王仁卿去过无数次野外，几乎走遍了全国每一个省区，出访过欧洲的10多个国家和日本、俄罗斯、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上山下河成为了研究中的“家常便饭”。在野外考察的过程中，安全隐患无处不在，野外的蛇虫鼠蚁、飞禽走兽甚至花花草草都可能对研究人员造成危险。“尽管在山上也摔倒过，在黄河泥滩也陷进去过，在欧洲和日本曾经近距离遇到过狗熊”，但他始终认为，野外考察遇到危险和身体的劳累都是避免不了的，比起攻关解决生态中的问题、找到生态中未知的奥秘和规律，“这些事情根本算不上困难”。数十年来，王仁卿带领团队不间断地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开展调查、观测、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原始资料。他将取得的研究成果编纂成书，其主编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研究丛书·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生态学卷》中的“植被生态学”分支对黄河三角洲乃至全国生态保护意义重大。
王仁卿在韩国考察植被
王仁卿（左一）与复旦大学、中科院海岸所专家一起考察黄河三角洲生态试验站
当被问到在科研中是否有感到疲倦的时候，王仁卿笑着说：“实话实说，还真是没有感到疲倦过。”王仁卿热爱大自然，每到一个地方都有一种新奇感、新鲜感。“一到野外去就有兴趣”，是他保持科研热情、不断探索发现的源泉动力。
谈到这些年来科研工作中面临的挑战时，王仁卿说，生态学这一学科本身就能带来许多极具挑战性的困难，但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科研心态，“只要好好做，做的是让自己满意、有成就感的事，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点用的事，就是有意义的”。
“生态学科能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觉得我的心愿就实现了，也就知足了，知足才能常乐。”山高水长，映照初心，“生态学”这条路，王仁卿一走就是45年。
皓月照青衿，指引万里途
谈及多年来培养出的一百余名研究生，王仁卿爽朗地笑笑说：“能培养这么多学生，我也很自豪，与学生们在一起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对于学生的日常考勤，王仁卿从来没有做过苛刻的要求，“来了就好好干，定下的任务、目标，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这就可以了”。虽然没有“早八晚九”的签到要求，但王仁卿对学生的科研要求十分严格，容不得半点马虎。王仁卿团队的学生绝大多数在硕士阶段就能发出一篇sci或者中文核心期刊文章，在博士阶段大多发两篇或者更多，而且所有学生都参与了社会服务任务，并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来到我们团队学习，首先要有兴趣，其次要好好学习生态知识和本领，混学位的不受欢迎。”王仁卿也注意培养学生们的宽广视野，鼓励和支持他们国内、国外参加学术交流，并为学生提供生态站、野外试验站等便利条件。
王仁卿（前排右二）与研究生一同陪同瑞典专家考察济南南部山区植被
这种“有松有紧、有张有弛”的培养方式也使王仁卿颇受学生的喜爱，每年招生报名，王仁卿团队的报考名额总会爆满。
“我最愿意带学生出去实习，跟他们一起吃住、一起学习、一起娱乐，打成一片，跟年轻的同学在一块，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了”，王仁卿笑着说。每当与学生们一起交流、进行思想碰撞时，王仁卿总能听到他们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和独到见解，每当这时，他总会感到由衷的欣慰。
王仁卿（左二）指导学生野外实习
“做人做事做学问”，是王仁卿给他的所有学生上的第一课。他要求学生们先要学会做人，懂得知恩、感恩和报恩，成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堂堂正正的人，然后是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最后才能谈“做学问”。日常教学中，王仁卿也时刻向学生们传递着积极创新的理念，“要敢于和老师做的不一样。如果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是不可能创造出新成果的”。
学生的基础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王仁卿就为学生们设计不同的题目，让学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课题，再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个性化的指导。面对起点不同的学生，他始终秉持着“要像父母对待孩子一样”的理念，只要是自己的学生就都是一样的，“人的能耐有大小，但只要学生好好做了，不管做到哪一步都是好的”，王仁卿如是说道。
在王仁卿培养的研究生中，许多已经成为国内外生态领域的骨干专家，在生态领域成绩斐然，循着老师的脚步，成长为生态环境保护的专业青年人才；也有的成为管理部门的领导和企业的负责人。
不负热爱，朝夕为功
多年来，王仁卿始终保持着三个习惯：做计划、常总结、多交流。随时翻看的周计划、电脑上的月计划、每年列出的年计划，是王仁卿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工作习惯，“不一定是想干多大的事，干小事也该有个计划”。完成一段时间的事情后，王仁卿也会及时总结，记突破、找不足，“从这些记录、总结中，可能就会发现新的东西”。而“多交流”则是源于生态学“地域性”的学科特点，不同地区间的显著差异使得生态学研究者们需要及时与外界交流，学习互鉴显得尤为重要，“生态的东西需要大家一起合作，没有哪一个人敢说我能一个人解决一个大生态问题”。
超强的计划性和执行力，也使王仁卿对自己的时间有着很好的把控。“时间总是能挤出来的”，平常的每项工作，王仁卿从不会拖到事情的最后一天，就连家中的钟表，也会被他特意调快5分钟，“就是因为怕耽误事”。
2003年到2012年的九年时间里，王仁卿同时担任着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和山东大学教务处处长兼招生办主任，期间，他还在攻读自己的博士学位。那段时间里，学业、教学、研究、管理，各种事情挤在一起，常常令王仁卿分身乏术。但不论是哪项工作，他都从未有过懈怠。“该做什么事就要把它做好”，是王仁卿始终秉持并时刻践行的原则。
作为山大的荣聘教授，王仁卿在退休后又多了5年时间继续他热爱的事业。到2024年，王仁卿的最后一届博士生就要毕业了，不做导师，他将会有更多自由时间，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再干10年，争取干到80岁。”未来的几年里，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每年出一本书，既写生态学专业著作，也为孩子们写科普读物，也写自己数十年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目前，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出版了3套丛书10多册，超预期完成了任务。“给社会、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这是他数十年的积累，也是他对自己毕生热爱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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