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创刊于1984年，是由教育部主管，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主办，以介绍和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学术刊物，cssci来源期刊，ami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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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须知：krics.sdu.edu.cn
作者简介：崔桂田，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原所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原教授；耿化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刘高元、郭蕊、吕晓莹、房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研究生（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共党史学知识体系建构研究”（23adj015）。
编者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原所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原主编崔桂田同志因病于2024年2月20日在济南逝世，编辑部全体同仁万分悲痛。崔桂田教授是我国科学社会主义学界久负盛名的学者，长期以来致力于世界社会主义、当代国外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等领域的理论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和研究事业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他是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四十多年来蓬勃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不断向前发展的推动者。他坚持正确办刊理念，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的高质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常年奋斗在教学科研一线，将研究创新融入生命，在学界、期刊界享有崇高声誉，他的离世是我们的一大损失。由耿化敏教授主持，刘高元、郭蕊、吕晓莹、房颖组成的团队曾对其进行采访，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记录。本文根据其口述录音进行整理和节选，以示悼念。
一、我的求学和研究经历
我于1980年到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读本科，毕业后留校工作，后在职攻读硕士和博士，1994年任科学社会主义系副主任，2016年起担任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主编，从事科学社会主义教学研究工作已近40年。
我从大学读书开始，逐渐进入科学社会主义研究领域。我的本科学位论文是探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创造性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和平赎买”，但没有机会实践。列宁是实践的第一人，但也没有完成。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苏联东欧国家自治模式比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是《越南、老挝、朝鲜、古巴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这种研究经历让我后来的研究逐渐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比较研究的视野。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把它放在当时和今天的历史方位下，在不同历史方位的相互映照中得出结论。二是以政党为方向的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是共产党提出的，党性和阶级性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底色。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把空想社会主义发展为科学社会主义，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理论就是科学性和党性或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一般来说，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带有阶级性。这也是马克思眼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二、我的研究兴趣与研究方向
我40年来的教学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国外社会主义比较研究。我留校工作后，最早是作为助教，协助外聘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现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赵乃斌研究员讲授南斯拉夫自治模式研究课程。在此基础上，我编辑出版了《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资料选编》第4册。后来在赵明义教授的引导下，我逐步走上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道路。我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最大成绩是对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和中国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以及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具体而言，苏东剧变后，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理念和代际更替，先后走上改革之路。越南共产党于1986年开始“革新”，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探索走一条越南之路，在经济上学习中国，在政治上试图探索自主的民主选举制度。这种根据不同国情和文化探索民主之路的实践值得肯定，同时也应将稳定安全放在首位，避免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改革。老挝长期接受外国及国际组织援助，经济上的最大特点是“三个依靠”，即依靠外资解决国内建设、依靠外援解决国内行政开支、依靠国外商品满足国内需求。尽管老挝在1986年推行改革，但是这些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老挝共产党与越南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和政治血缘关系，因此在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往往效仿后者。古巴1959年革命战争的胜利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1961年卡斯特罗成立古巴革命统一组织，后改名为古巴共产党，成为古巴的执政党。所以，古巴是先夺权、后建党，这是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不同。古巴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在于：一是重视福利，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给老百姓福利，尽管它比较落后贫困，但在改革中始终不触及公费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和军事等领域。直到今天，古巴在这些领域仍位于拉美国家前列。二是反美，开展意识形态斗争。2008年，劳尔·卡斯特罗走上前台后，古巴开始民生改革，尽管比较晚，但改革力度不小。2011年，金正恩执政后，朝鲜在国家治理上开始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开展务实外交，在中朝关系、朝美关系上都取得了进展；改变“先军政治”政策，从“先军”向“先经”发展，满足人民需求。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治理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发挥了积极影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本国国情，不同程度上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第二，国外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重点是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比较，近年来以政党的风险防范研究为主攻方向。当前，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安全”包括政党执政安全、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主流意识形态安全。这一“三位一体”的安全问题，是政党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新兴的危机管理学也内含政党的危机管理。我在2006年承担防范风险研究的省级课题，2008年参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地位巩固研究的国家课题，主要研究越南共产党如何巩固执政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越南共产党首先提出四大危机，即经济发展滞后、和平演变、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和贪污腐败，而且把贪污腐败的危机叫做国难，是“危机之危机”。这项研究获得中组部有关部门的一等奖。我的第一份资政报告就是关于“从严治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防范执政风险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一书。2014年，中组部领导到山东调研从严治党问题时，我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会议，就从严治党的迫切性和可持续性问题发言。2016年，我受中组部委托承担“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的研究课题，这项课题也获得了中组部有关部门的一等奖。第三，以国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研究为基础，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研究。现在，以国外共产党为对象的研究重点有两个：一是政党发展史和学术史梳理；二是政党政治现代化研究。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提出政党文明建设以及构建政党文明论，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代表一种现代化的理性思考。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政党必须代表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政党的软实力建设和形象塑造很重要。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人类现代政党文明的发展方向，这是它能够在世界立足和引领世界政党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底气，就在于拥有这种治国理政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经历三次重大历史转折：第一次是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第二次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社会主义建设转危为安，国民经济由濒临崩溃到恢复发展；第三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并且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中共十九大后，《人民日报》请我解读“政治领导力”，这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概念。我认为，政治领导力是衡量政党领导力的重要尺度，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强调政治领导力，马克思跟蒲鲁东、拉萨尔等人的论战，就是在谈论此问题。此外，我曾发表文章解读从严治党，将其称为历史性的转折和突破，具体表现为四点：一是理直气壮地在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中谈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和从严治党；二是开展反腐败斗争、“打老虎”，反腐败力度和强度世所罕见；三是反腐败的可持续性，从2013年到今天，每年都有党的集中教育，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四是政党形象和政党软实力的提升。政党的硬实力是政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规模，但今天讲的软实力就是“大党要有大党的样子”，要在世界上发出声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就是在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从2016年开始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联合举办国际中共学论坛，目前举办了三届。这对于在世界上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讲好中国改革开放的故事，应该说发挥了良好作用。第四，大变局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做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既要心怀祖国，又要放眼世界。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离不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它本身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中共党史，要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同时也要研究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关注当代社会主义新动向新趋势。当今世界正经历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首先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大变局。另一方面，研究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落脚点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党政治角度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责任，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更关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变局中发出什么声音、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何种价值和政治引领作用，这是当下应该研究的问题。现在流行“西方之乱、中国之治”之论，关键在于怎么看待这种“乱”。它对西方政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回顾世界政党发展史，资本主义政党在挑战中不断“缝缝补补”，资本主义在一次次危机中进行适应性的自我变革。我经常跟学生讲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两个必然”的问题，好像现在“两个必然”没用了，其实恰恰相反。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显现出社会主义的影子，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早在《资本论》中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的问题，并为其开出药方；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直在奋斗和斗争，尽管大多主张改良，但仍然是进步的；第三，社会民主党尽管不主张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仍然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不断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长期竞争，是资本主义面临的严峻挑战。1917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相互比较之中开始了博弈和发展。此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心心相印”，这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都包含对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没有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敲响丧钟”，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垂死”，与社会主义对其进行的改造和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有很大关系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乐见其成的，因为未来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党面临的挑战和压力首先来自中国共产党，随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世界力量对比的重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的大变局影响了世界的大变局，研究者要在世界的大变局中审视中国的大变局。
更重要的是，要从人类文明的层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2020年12月，我在首届统一战线学论坛上提出，过去主要从统战角度研究中国政党制度是不够的，这往往会成为一种宣传，大家容易回到老生常谈的那几点。应把握党和国家、社会、民众的关系，从国家制度、世界政党政治的角度，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规律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是马克思的贡献，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是列宁的贡献，社会主义制度史是从十月革命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开始的。在社会主义制度史视野下，中国先有党的领导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然后才有其他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制度在对政党的性质、政党活动的规范，尤其是政党之间关系的界定上，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1988年前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之后越南的两个民主党派都停止活动。古巴从1959年革命胜利到1965年间存在多党，有“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这三个政党在古巴革命中是合作的，革命成功后，于1963年合并为新的政党，1965年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实行一党制。老挝在1975年革命后，只有老挝人民革命党。朝鲜目前有两个民主党，但实际上并未很好地发挥作用。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代表一种历史的合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越来越成熟。民主党派被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说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从政党政治角度理解协商民主中的政党协商。此外，研究政党制度也离不开政党文化和政党生态。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结合”发展为“两个结合”，反映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文明的新认识。在“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认同。中国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建设史就是一部对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同史。
三、我对治学和教书育人的心得
首先，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自己所学的专业。教师首先要把一门学科作为一门科学来对待，才会对学生产生影响。关于什么是哲学，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反思的思想。我给学生上课时，都会说一句“思想我们的思想”，然后再加一句“担当我们的担当”。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专业的学生，对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的解读就不能像一般的政治宣传教育一样，应从专业层面解读其中的一些新表述、新观点、新论断。例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研究者对此需要从专业角度说明其学理依据。再如，《共产党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学生阅读的首篇文献，如果让你写一篇今年的中文版序言，你该怎么写？只有把它当做科学而不是政治来对待才行。培养学生，还要教育引导学生具有独立思考、社会调查、创新研究的能力。例如，山东大学科学社会主义本科专业实行小班化培养，每年我们都会带着学生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开展学习交流。
其次，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年轻时，我很浮躁，常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斧头。实事求是地讲，我从博士阶段开始才将研究聚焦在特定方向。今天回头来看，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领域，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才会发生。近几年，我们研究所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已经有所成就的学者，凡是进来工作的人都需要制定一个五年研究计划。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山东大学的郭春生教授研究苏联史和改革史，通过制定研究计划，已成为山东大学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引领者。如今回过头来看，围绕当代的五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就是我的研究特色和优势所在。
最后，处理好学术和政治的关系。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党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是鲜明的。现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刻，但当年我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学生，甚至学科、系的名称都说不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着重强调的就是政党的政治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研究的是一个“主义”，它是有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键在于这种“主义”是否具有实际功效和真理光芒。我们做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让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为人民幸福、国家现代化服务，为党治国理政服务。处理好政治和学术的关系，要有科学方法。政治学有政治学的方法，但不能单纯用西方政治学方法。问题意识就是一种好方法。应从问题出发，从学理角度提出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从党的百年奋斗、中国的百年巨变、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大变局以及世界政党比较和中西比较中，可以解读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怎样才能继续能的成功密码。当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我们自身存在的短板和发展中的新问题，也要在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中不断弥补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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