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绿松石制品对东西方社会的信仰、礼制等形成曾产生重要影响，相关考古研究长期以来颇受学界关注。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特聘教授、《香港志-考古与文物卷》主编邓聪领衔团队与墨西哥国家人类及历史研究院梅尔加博士等合作，并实地考察北美洲西南部查科峡谷绿松石作坊遗址，最近完成太平洋两岸早期绿松石制作工艺对比研究发现，中美洲古文化中的绿松石嵌片技术与东方中国的比较接近。
邓聪教授近日线上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指出，绿松石原料产状形态上不稳定性、大型原料的稀有性特质，对绿松石加工技术传统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虽然史前绿松石原石的大型制品几乎不可能产生，但古代世界工匠以其巧夺天工技术，充分利用绿松石片状构件接合的方式，有的又在其中添加若干其他宝石，由绿松石嵌片拼合制作可达数十厘米长的巨型礼器。其中，中国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出土绿松石龙形器最具代表性。
他介绍说，世界上古代绿松石嵌片技术，可以区分为东西两大体系，即西方埃及体系和东方中国体系，而中美洲古文化中的绿松石嵌片技术则与东方中国体系比较接近。
西方“金属线框充填嵌片体系”以埃及王室黄金制品为代表，在基胎体上设计金属线框图形，由各种形态不同金属线框组合成整体器型外貌，在金属线框内充填绿松石嵌片及其他多样的宝石。
东方“楔状嵌片立体拼对体系”以二里头遗址制品代表，在夏、商、周的漆木、象牙及青铜等器物表面，采用楔型嵌片接合技术，主要以绿松石嵌片为主，间或掺入软玉；而在中美洲，更掺入贝壳、黑曜石嵌片等拼合成为贵重的礼器。这方面技术制作在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及中美洲古代文明中均有所发现，尤以中国二里头绿松石制品代表该工艺最高水平。
在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大神庙发掘中，梅尔加博士发现阿兹特克帝国神庙埋藏有数千件绿松石制品，主要是镶嵌在复杂盘状神器、纳瓦诸神饰物及一些燧石刀上的附件。此外，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600年，墨西哥格雷罗一些墓葬中已出土绿松石制品；公元6世纪至15世纪阶段，绿松石在中美洲的繁荣与古文明复杂社会相始终；大约在6世纪中美洲西北部已进入突飞猛进发展阶段；7世纪在中美洲绿松石广泛流行，大量绿松石原料从北美洲西南部查科峡谷输送到中美洲加工。在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中美洲与西南美洲双边交流已进入极度繁荣的阶段。16世纪初，当地统治者向传统信仰天神科尔特斯献上至高无上的绿松石嵌片制作龙形面罩及鸟羽头头带，是当时社会中被认为宗教智慧及尊贵地位身份的代表，显示中美洲古文明中对绿松石制品的高社会价值认同。
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是华夏文明诞生阶段最具代表性礼器之一，其由2000多片各种形状绿松石嵌片拼接而成，从龙首至条形饰总长70.2厘米，其中龙首部分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整体结构由各种嵌片平面与立体缓斜面、竖立堆叠等方式巧妙接合，嵌片拼合由平面而立体展示千变万化造型，是“楔状嵌片立体拼对”技术独步古今的体现。此外，二里头绿松石龙形器使用大量绿松石嵌片，全体绿松石质量、颜色都相当均质及近似，这必定是在极为丰富的绿松石原料中所精心挑选采用，背后也必定依靠官方庞大绿松石采集集团有计划有组织的支撑。
邓聪表示，这次中墨合作研究通过探索中美洲与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镶嵌技术传统，以及利用中墨两地考古资料，对镶嵌绿松石制品和绿松石作坊的对比，认识并揭示出绿松石制品在人类早期文明时期的世界性意义：首先，在中美洲和中国的古文明产生过程中，真玉(软玉及翡翠)和绿松石两种制品文化互相辉映，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绿松石甚至超越真玉的地位，成为至高无上物质文化的代表。其次，古代社会对真玉与绿松石的社会价值认可，并非一成不变；在中美洲和中国某一阶段国家文明发展进程中，绿松石制品同样可能曾是社会中最高政治或宗教信仰象征的代表之一。
关于绿松石制品及其工艺溯源的问题，邓聪指出，在中国北方大约是从9000年前开始，东北软玉文化与中原地区绿松石饰物一北一南，各自逐渐繁荣发展。近年河南贾湖遗址发现大量距今约9000-8000年绿松石饰物，很可能是世界最早使用绿松石的实证。距今约7000-5000年的遗址中，黄河中下游裴李岗文化出土特色绿松石饰品，长江大溪文化、东北红山文化均发现绿松石制品，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绿松石嵌片技术特别发达，陕北芦山峁遗址则出土典型的楔状绿松石嵌片，这些都很受关注。“不过，绿松石楔状嵌片拼合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最早起源地，目前尚扑朔迷离，还有待进一步探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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