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侃如-k8体育

陆侃如先生，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史专家、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在他7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他在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不仅建树颇多，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材。他勤奋谦逊的治学态度和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为海内外学人所共道。

陆侃如教授（1903—1978），字衍庐，江苏海门人，1903年出生于一个爱国绅士家庭。他自幼资质聪敏，勤奋好学，尤其热爱文学。1916年在本县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通中学。1920年因文才出众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24年毕业时，又因名列前茅再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27年研究院毕业后，曾任上海中国公学中文系教授和系主任，并兼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任教。1929年与冯沅君先生在上海结婚，从此两人开始合作研究中国古典文学。1932年他与冯先生一起赴法国巴黎研究院留学，经过3年刻苦的学习，双双荣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陆先生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他与冯先生不甘屈辱，于1938年初毅然离开北平南下昆明，任当时迁往云南的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务主任兼代院务，1942年任迁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47年接受山东大学的聘请任中文系教授。1949年青岛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图书馆馆长。1951年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校科学研究委员会主任、《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并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1953年又相继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

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专家，主攻隋唐以前的文学史，尤以《楚辞》研究闻名海内外。陆先生治学，以敏于创新著称，他的许多论著，在学术上都具有开创之功。他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年轻时就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取得成绩。在北大读大学一年级时，年仅20岁的他撰写的《屈原》一书，便由上海东亚图书馆出版。在当时被认为是“用新的观点来研究屈原生涯及其作品的一部好书”。到大学毕业时，又出版了《宋玉》一书，这本书对宋玉的考辩和评价，也为时人所称道。这两本书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研究《楚辞》的代表作。这期间，他还陆续发表了《宋玉评传》、《宋玉赋考》等20多篇论文。并在1925年开始了中国诗史的写作。《中国诗史》是陆先生与夫人冯先生合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全书不仅史料丰富，取材审慎，要言不烦，而且在评论一些作家作品时，“常常能打破传统的偏见，提出比较符合事实的新见解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是一部唯一的诗歌史著作。鲁迅先生对《中国诗史》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十四年抗战期间，陆先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独立完成了长达80万字的《中国文学系年》。这是一部资料翔实、富于创见的学术著作，而且从中可以看出陆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精辟见解和求实精神。之后，他与冯先生再度合作，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了24万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一书。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文学遗产上的问题，对广大青年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起了良好的指导作用，被教育部定为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材。

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以此指导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从而在学术上取得了崭新的成绩。他先后发表了《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等10多篇论文，并与冯先生合著《中国古典文学简史》，此书随后被译成英文和捷克文出版，是最早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1957年与高亨等先生合著《楚辞选》，1970年前后又与一些中青年同志合写《杜甫诗选》、《韩非子选注》、《刘禹锡诗文选注》、《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楚辞选译》等著作。

尤为难得的是，在“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之际，陆先生还写信给刘大杰先生，对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里把杜甫列入法家提出批评。这篇题为《与刘大杰论杜甫信》的论文用详尽的事实说话，批驳了将杜甫列为法家的谬误，成为学术领域内反“四人帮”大搞儒法斗争的第一篇。

陆先生一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质量极高。这与他勤奋笔耕，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缜思慎行的治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

陆侃如先生进入高等学校任教，几十年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成绩十分显著，可谓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陆先生在教学工作方面，一向勤奋刻苦，既善承前贤，又勇于创新，在培养青年中，倾心关注，严谨不苟，凡是受他教诲的人，无不为之感佩。他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不断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担负着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他采用个别辅导、共同合作和举办讨论班的教学方式，为山东大学培养了一批古代文学的研究人才。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写作的《楚辞选译》、《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等著作，都有较高水平，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注目。

陆先生不仅是一位学术上的严师，而且是一位难得的“人师”。这主要归因于他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他自幼因家庭的影响，受到爱国主义的熏陶，青年时期又受到“五四”伟大爱国运动的影响，思想中萌发了反帝反封建的热忱。抗日战争期间，在一直坚持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从事文艺界的抗敌工作，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助会，组织抗敌协会川北分会，并将自己的寓所作为协会的活动场所，宣传抗日理论，评议时政，开展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在山大工作期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读书会，并和进步的教师一起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解放后，尽管他与冯先生的生活十分简朴，但仍经常慷慨解囊，在经济上支援国家建设。他在古稀之年，虽身处逆境和妻子不幸逝世的打击，身体十分衰弱，但仍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更加努力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工作。陆先生于1978年病故。他在临终前将期珍存的全部书籍和近3万元人民币存款捐献给学校，受到全校师生的赞扬。陆先生的业绩充分体现了他为国家为人民，以培育人才为己任，严谨治学，以身作则的精神。

（以上内容来自《山东大学英才录》p80）

陆侃如(1903-1978)著名文学史专家，江苏启东人。1947年始执教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图书馆馆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副校长，为一级教授。

1935年一个炎炎的夏日，在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大厅里，一场博士论文的答辩正在进行。宣读论文的是一个黑头发的中国青年，他旁征博引，条分缕析，一篇论述中国汉魏文学的论文写得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而又文采飘逸。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们提出的问题是严格而又挑剔的，但他们从这篇论文中找不出些微的逻辑上的混乱和考证的疑似之处。

进行论文答辩的是风华正茂的陆侃如先生，时年32岁。他学殖淹博，大器早成。1923年，20岁的陆侃如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刚一年，就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屈原》一书，并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宋玉评传》。到1927年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并且继《屈原》之后出版了《宋玉》一书。

《屈原》与《宋玉》的出版，奠定了陆侃如在楚辞研究的地位。此后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学史著作，如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上海光华书局）、刘麟生的《中国文学史》（1932年，上海世界书局）、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北新书局）、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1933年，上海华通书局）等，都明言是据陆侃如的研究成果来论屈宋，并对其研究做了较高的评价。

1929年，陆侃如与著名女作家冯沅君喜结连理。此后，二人在共同的文学研究生涯中潜心向学，携手切磋，先后合作撰著了《中国诗史》（1931年，大江书铺）、《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大江书铺）。到1932年秋天陆、冯二人相携赴巴黎大学留学时。未及而立之年的陆侃如与夫人冯沅君已经是闻名遐迩的著名学者了。

还是让我们回到那场远在欧法的论文答辩会上来吧。面对耸鼻深目的“洋考官”的诘问，方额秀目的陆侃如成竹在胸，侃侃而谈，语从容而答如流。耳闻目睹了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的学识后，答辩委员会委员们面露笑容，频频颔首。就在答辩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忽然有一位洋教授的声音响起：

“那么，为什么孔雀要向东南飞呢？”

这个问题提得可谓是奇哉怪也，可笑而且荒唐。《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一首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它写的是汉末建安年间，庐江府小吏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被婆母遣归，自誓不嫁，被家人逼她改嫁投水而死的故事，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歌颂忠贞爱情、揭露封建礼教的名篇。这首诗原名《焦仲卿妻》，因为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所以后人多以首句称其诗名。

就这首诗的首句而言，作者是以鸟起兴，意谓“孔雀向东南方向飞去，但因为眷顾它的配偶，所以飞了几里路就徘徊不前”，意在引起下文。至于问“孔雀为什么要向东南飞”，而不向西南飞，西北飞，那只有从几千年的作者于地下而问之，或者是去问那只经向东南飞去的孔雀了。

面对这样的法兰西奇谈，答辩委员们个个面面相觑，主席亦不禁愕然。然而应试者却似不假思索一般，答案应口而出：

“因为，‘西北有高楼’！”

是的，因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答案来自与《孔雀东南飞》约略同时的汉末文人五言诗《古诗十九首》。因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阻断了孔雀西北去路，它才索性折身而返，振羽东南！

听到这奇绝的答案，在场者无不相顾莞尔，一时满场粲然。以“西北有高楼”对“孔雀东南飞”，不仅显现了陆侃如面对诘难机敏如响的睿智，同时也可以看出他那份中国古代典籍烂熟于心的深厚功力。

就在这年秋天，陆侃如、冯沅君伉俪双双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此后，陆侃如先后出任燕京大学中文系主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7年到山东大学任教，先后兼任图书馆馆长、《文史哲》编委会主任、副校长等职，1978年在济南逝世，终年75岁。

陆侃如一生著述甚多，他的著述除前述外，尚有《中国古文学系年》《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楚辞选》《楚辞选译》《刘勰论创作》《文心雕龙选译》《文心雕龙译注》问世，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杰出贡献为世所公认。

他与冯沅君教授的结合更是世所盛传的人文佳话。俩人同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都是新中国的一级教授，又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诗史》作为中国诗歌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30年代一问世即产生了重大反响，鲁迅先生即曾将《中国诗史》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的《宋元戏剧考》、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一并向人推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刊行。《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后由作家出版社重版，被论者称为“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则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俄、捷克和罗马尼亚文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本介绍给外国读者的中国文学史著作。

（以上内容来自《山大逸事》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