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k8体育

童书业（1908－1968），字丕绳，号庸安。安徽芜湖人。1935年结识顾颉刚先生。后在上海光华大学、美专等校任过教。1949年8月，应聘为青岛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兼文学所研究员。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

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历史系曾有过一个“八马同槽”的兴旺时代，其时也，陈同燮、黄云眉、郑鹤声、张维华、王仲荦、赵俪生、童书业、杨向奎八位先生共同执教于山东大学，为一时之盛。这不仅为山东大学在史学界赢得了一个重要位置，而且也为山大历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童书业先生就是这八人中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童书业先生是1949年暑期之后，由杨向奎先生引荐，从上海来到山东大学任教授的。在旧社会，童书业先生或求职于京城，或流落于江南，始终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做学问，从1949年一直到先生去世、在山大教书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先生一生中较稳定的时期，事实上先生一些彪炳千古的著作也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因此，“童书业”这个名字早已与山大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后辈者如我们，无缘亲见先生的神采，只能从诸多文字中寻觅先生的音容笑貌，于山大百年华诞之际记下几许文字，以纪念那些如童先生一般令人难以忘怀的先生们。

顾颉刚先生曾这样评价童先生：“丕绳(童书业)教授不仅学问精博，而且有惊人的记忆力和理解分析能力。重要的先秦古籍包括诘屈聱牙的《尚书》在内，都能背诵如流。这些古籍里的某个词汇出现过几次他不用查可以立刻告诉你。近人的学术著作他看过一遍就能历举其主要内容和论点……”童先生过目成诵的本领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曾对此作过测试，随意的翻出《尚书》中的一页，任意的读一句，他马上可以接着背诵下去。在先生四十多岁时，对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都能大段大段的背诵，令人叹为观止。有次华岗校长为全校师生作社会发展史的报告，会后讨论时，老师们对报告内容的细节发生争论，意见相左，于是请童先生来评判。他就将华岗校长的报告完整的复述了下来。医学院的师生要求补听报告时，学校便请童先生代为传达。据说传达时不但一字不漏，而且华岗校长讲到什么地方咳一声，他也跟着咳一声，其记忆力之强健，真是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当时曾流传着这样几句歌谣，可见一斑：“腰酸背斜肌肤瘦，长夜攻读至白昼。问君何苦自折磨？矢志十年赶上童教授。”

独特的三严精神

童先生曾说过自己有一种三严精神。一、严格对待承诺。决不轻易做出承诺，一旦许下诺言就务必兑现，决不允许有任何例外或个别情况发生；二、严格的读书计划和遵守时间。当天的事当天做完，风雨无阻，日以继夜，决不允许拖到第二天。童先生无论是上课或开会是绝对不会有迟到早退等事发生的。三、童先生严格遵守上课时间，杜绝压堂现象。童先生上课从不带笔记讲义等东西，都是徒手而来，即席发挥，但又逻辑缜密，有条不紊。更为奇特之处，每当他讲完一个大段落，宣布这堂课结束时，下课的钟声也总是同时或在一两分钟内响起。其时间之准确，令人为之咋舌。能够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因为童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对授课内容的把握驾轻就熟。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极其艰苦认真的备课。据韩连琪教授讲，童先生在上课前数日不仅要写出高水平的讲稿，而且在临近上课前的夜晚，还要像艺人演戏彩排一样，对着钟表完全按讲稿预讲一次，以便准确掌握好讲授进度、节奏及每节课所能定下的段限，避免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以至压堂等现象发生。由此可见，童先生的备课已到了严谨到不容一丝纰漏的地步。

众所周知，童先生有过目成诵的天赋，但他从不以天赋自持，从不单纯依赖记忆力。由于他对许多史料都能随口道来，因此在写作过程中他不查书，但在写完之后，他总是对其引注等重新核对一遍，即使是他的论著修订或再版时，他也总是重新核实校对一遍，以免谬种流传，这种治学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贯穿了童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

童书业先生的治学范围极广，诸如中国史，古代地理，中国历史分期，古代东方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史，先秦诸子思想，中国绘画史，瓷器等方面都多有建树。计由专著14部和论文129篇。这不仅反映了先生有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更主要的是因为先生有着有异乎常人的洞察力。

童先生是在旧社会自学成才的，并没有什么专业的文凭。抗战期间，顾颉刚先生搬到大后方后，他留在皖、浙、杭一带，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杨宽先生曾给予过很多帮助。1945年，杨宽在上海博物馆工作，聘童先生为上海博物馆历史部主任。

但博物馆工作并不是童先生的长处，而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童先生利用在博物馆中常接触古画和瓷器的有利条件，对古代绘画和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逐渐发现了绘画史和瓷器史上一些模糊的地方，凭着他深厚的古文化功底，他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将一些不正确的传统说法改正过来，写出了诸如《中国山水画南北分宗说新考》、《没骨花图考》、《唐宋绘画谈丛》、《中国瓷器史论丛》等一些倍受专业人士赞誉的论著，成为学术界的美谈。

童先生有着惊人的理解分析能力，他能在一些常人熟视无睹的细枝末节上发现问题，并迅速理出头绪,得出自己的结论。关于这方面的才能，可以在一件小事上得到佐证。在抗战期间，童先生的生活遇到很多困难，于是他在闲暇之余研究物价，他发现物价波动主要受几种主要货物的影响，随着这几种货物价格的升降而调整。于是他就画了一个物价波动的曲线。当地商人闻知此事，就向先生请教何时何地该进何货，先生一一指点，屡试不爽。由此可见先生的洞察和分析能力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

在学术上童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却常常记不住别人的姓名，忘记回家的路，童先生在青岛期间，有时晚上会外出看戏，但却经常辨不清路向。一次晚间从戏院出来迷了路，只得到附近派出所问路。派出所的民警不相信眼前这位不修边幅的瘦弱者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于是打电话到山大值班室，最后还是学校派车将他接回。还有一天晚上，童先生闯进学生宿舍，指着自己说，“我叫童书业，是历史系的副主任，要回家认不得路了，请谁送我回去？”最后由历史系学生孙达人恭恭敬敬送他回府。

童先生在课堂上可以极其准确的掌握时间，但在其他场合下却常常彻底忘记时间。曾有一件这样的事，一次童先生在校图书馆看书时，完全忘了下班的时间，等他看完书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一个多小时了。当人们发现图书馆书库窗口有个瘦老头大声喊叫，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纷纷围上前观看打听，一时闹得沸沸扬扬。

关于童先生这样的轶事，不胜枚举。对于他的这些举动，黄冕堂先生有过这样的解释：“人们认为这是由于神经质所至，虽也不无道理，但我个人认为更本质的原因还是由于童先生在学术上的超强度投入和格外专精，忘情了一切，因而再现了韩愈所形容的亡失迷茫神态。”此言诚非虚，对童先生来说，读书写作是他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他把自己的全副心力都已投注在学问上了，因此无暇顾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就不足为怪了。

童先生晚年患有极严重的肺病，那个时候他的肺部已烂成了一个大窟窿，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强迫官念症的旧疾。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写就了《春秋左传考证》和《春秋左传札记》，当后者写竣时，离他逝世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是一种何等的专注精神，这又是一份何等沉重的生命总结！

先生于1968年1月8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几年了。历史的车轮转眼已驶进一个新世纪，山大也走过了她的百年历程。在这个时候再忆起先生的点滴旧事，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先生泉下有知，当喜看百年山大迎来新的春天！

先生有知于泉下，当笑看山大百年焕发出第二次青春！

（本文写作得到徐鸿修先生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