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1998）江苏常熟人。 1929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0～1933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是年7月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 1936年10月到浙江大学任教。1950年4月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5年秋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同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物理、数化学部院士。1978年任核工业部副部长。
王淦昌先生在科学战线上奋斗了六十多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他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和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在山大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执教生活，却给人留下了深刻记忆，他与山大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启发思考 循循善诱
王淦昌先生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后，于1934年4月回国，同年7月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那时他才二十几岁，是位年轻的知名教授，又因为他长得一副娃娃脸，有些老教授都戏称他为“娃娃教授”。他一直活跃在物理发展前沿，造诣很高，备受大家敬重。王淦昌先生来校后提倡启发式教学，循循善诱，重视学生的基础教育和实践能力。他认为只有扎实的基础，才能出人才，出成果。不论做实验，还是上课，他都鼓励学生动脑筋去思考问题，讲出自己的想法。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简洁明了，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自己去解决问题。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活，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王老师请教问题。
一次，一位学生向王老师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难以解释的光学现象，请他指点。王先生先是一言不发，弯下腰用手提起他的蓝色长衫的一个襟角，往长衫上甩了一些水，然后双手提高长衫的两个襟角，对着窗外的天空，让那位提问的学生在后面往外看，接着问那位学生：“明白了吗？回去想想再来讨论。 ”
学生问的这个问题，说不上是个难题——衣服湿了为啥颜色会变深呢？看着王淦昌先生的神情，当时旁观的学生进入了深深思考，最后终于明白过来。有的学生还在脑子里闪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在山大两年多的教学中，王老师循循善诱的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渐渐使学生明白过来，教书不只是传授知识，更要启发思维，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王淦昌老师传授知识的方法是巧妙的。受王淦昌老师的影响和带动，一些教师学会了一套教学艺术，巧妙地解答学生的提问，有时迂回诱发，多做教学演示，也故意保留一点结论，让学生自己去琢磨。
50多年以后王淦昌先生回忆这段教学生活时说，30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内容，每周星期一的“总理纪念”会上，照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王淦昌先生在山大两年半的时间中就作了8次学术报告。当时，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出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 1935年，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物理学考试和征文两项竞赛，公、私立大学各选3名学生参加，山东大学物理系选送5人全部入选，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
自制教具“一箭双雕”
1933年，山东大学在青岛较为稳定的环境里，有大批的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但是，当时国难当头，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教学设备非常匮乏，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教师们亲自带领学生克服困难，自制各种教学仪器。光学和电子学，分别由何增禄、李珩、任之恭和王淦昌等负责开设。近代物理实验设备除了大部分从德国订购外，有不少简单的部件，例如光电管、计数管等都是由王淦昌先生带领技术员、助教和高年级学生一起动手制造的。王淦昌先生除了教学工作之外，就到实验室指导大家并亲自动手制作一些教具，干得非常认真，非常仔细。这是他倡导的很重要的工作，把它当作教学的一部分。他非常幽默地对同事说：“这样做‘一箭双雕’，不但保证了教学的急需，而且培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 ”在王淦昌先生的亲自带领和努力下，两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并充实了近代物理实验室。回想这段历史，使王淦昌先生长期萦系于怀的是，那时学校善于管理，处处注意勤俭节约，把行政人员减到了最低标准，把行政经费压到最低限度，从原来不足的经费预算中，通过精打细算，厉行节约，每年坚持，积少成多，用集腋成裘的办法建设学校。到1936年，王淦昌先生离开山大去浙大时，山大已建成科学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等一大批设施，并增添了一些必要的教学设备。 50年后，王淦昌先生总结这段历史时说：“这种自力更生，勤俭办学的优良传统，应该是山东大学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一往深情 无限希望
1981年9月，74岁的王淦昌先生来济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住在南郊宾馆。会议一结束，他就赶到山大，住在山大简陋的招待所里。他不顾开会后的疲劳，要求“在山大走走”。他在王祖农副校长的陪同下，视察了山大晶体所、微生物实验室、物理系和校园，仔细观看了山大的实验设备，尤其对离子束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和微生物所自制的仪器特感兴趣，还向刘清前和王鲁聪副教授询问了制作的具体情况。也许是由于这些，再次使他感受到山大几十年来惊人的变化吧，他不无感慨地说：“1934年秋季，我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受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岁月不居，半个世纪已经过去，沧海桑田，社会主义屹立在世界东方，而我对山东大学两年多的执教生活，却记忆犹新。回忆往事，历历在目。 ”王淦昌先生看了山大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引发了他对往事的很多回忆。他对周围的人说，看了这些，听了介绍，既引起了五十多年前在山东大学的回想，又从中得到了无限的安慰。我看到了今天山东大学的进步与发展，使我格外高兴。他希望山大有更大的发展，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王淦昌先生来山东时因车祸腿上受了伤，他仍然坚持步行，兴致不减地要多看看山大的教学设施和仪器设备，当陪同人员劝告他休息时，他不愿停下来。他一面参观一面向王祖农、陈继述、周北屏先生询问。看到生动活泼、蒸蒸日上的山大校园，不住地说好。他说，现在山大与50年前山大不一样了。条件好了，要有更大的进步，更快的发展。回到寓所，他接受了山大报记者的采访并同陪同他参观的人合影留念。当山大报记者问他对山大和山大的师生还有什么要求时，王淦昌先生主动索要了笔墨纸张，题写了“教学相长，科教并重，发挥特长，精益求精，列于世界先进大学前列，并为祖国和四个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他笑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 ”这题词里面倾注了王淦昌先生对山大及山大师生的一往深情和无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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